二十岁，刚刚由一重重的浓雾中升上来，眼前一片大好江山，却不敢快步奔去，只怕那是海市蜃楼。 好似二十岁的年纪，不是自大便是自卑，面对展现在这一个阶段的人与事，新鲜中透着摸不着边际的迷茫和胆怯。 毕竟，这是太看重自己的那份“是否被认同”才产生的心态，回想起来，亦是可怜又可悯的。 我没有参加联考进入大学，而是凭两三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加上两幅画、一封陈情书信才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的。 这十分公平，一样缴学费，一起与同学上课，一律参加考试，唯一的不同是，同学们必须穿土黄色的制服参加周会，而我不必，同学们毕业时得到学历的认可，而我没有。 不相同的地方，十分微小而不足道，心甘情愿地感激。 再说，不用穿那种土黄色的外套，实在是太好了。 注册的时候仍是艰难的，排了很久的队伍，轮到自己上前去，讷讷地涨红了脸，名单上不会印出我的名号，一再地解释情况，换来的大半是一句：“你等着，等最后再来办理。 ”等着等着，眼看办事的人收了文件，挨上去要缴费，换来的往往是讶然与不耐烦：“跟你讲没有你的名字，怎么搞不清楚的？”好不容易勉勉强强收了学费，被人睇着冷冷地来上一句：“讲人情进来的嘛??”那时候，虽然总是微微地鞠着躬，心里却马上要死要活起来。 没有讲情，只是在给创办人的信中写出了少年失学的遭遇和苦痛，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至今记得，说：“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 ”信写得十二分真诚，感动了创办人张晓峰先生。 好在注册这样的事半年才有一次，情况不大会改，但也是值得忍受的，毕竟小忍之下，换来的生活与教化是划算的。 记得在入学的前一阵，院长慈爱地问我希望进入哪一门科系选读，我的心在美术系和哲学系之间挣扎了好久。 父亲的意思是念美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是做一个运动家或艺术家，很奇怪的是，他却念了法律。 我没有完成父亲的梦，进了听起来便令人茫然无措的哲学系。 总认为，哲学是思想训练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有益的。 大学时代，回忆起来，是除了狂热读书之外，又同时投入恋爱中去的两种情景。 那个年纪，对于智慧的追求如饥似渴，而对于一生憧憬的爱情，亦是期待付出和追寻。 同学之间，是虚荣的，深觉本身知识的浅薄与欠缺，这使我们产生自卑，彼此比来比去，比的不是容貌和衣着，比不停的是谈吐和思想。 要是有个同学看了一本自己尚没有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了出来，起码当时要强的我，必然急着去找一找，细心地阅读体会，下星期夜谈时立即给她好看。 这真是虚荣，而也因为这份激励和你死我活的争美，读书成了一生的习惯，但却不再为着虚荣的理由了。 恋爱嘛，那也是自自然然，花到了时候与季节，必然是要开的，没有任何理由躲开这自然的现象，只是入了大学，便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其实，我从小便非常喜欢幻想，小说看多了，生活中接触的少数几个异性，便成了少年情怀中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邻家那个老穿淡蓝衬衫的大学生，或是影片中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年龄不同，角色互异。 这种种想象出来的倾慕使得平淡的生活曲折而复杂，在当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维他命，安全而又不可或缺。 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之间十二分地友爱，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 同学们近乎手足之情的关爱，使我初踏入人群里时，便增加了一份对人世的信任。 虽然哲学系的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上课、吃饭、坐车、夜谈、辩论、阅读、郊游，可是彼此之间却是越来越单纯，好似除了书本及所谓的“人生观法”以外，再没有可能发生知识之外的化学作用。 在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里，内心竟然隐藏着一丝丝欠缺与空虚的感觉。 我知道那是什么。 缺乏爱情的寂寞，是一种潜伏的恐慌，在那种年龄里，如果没有爱情，就是考试得了一百分，也会觉得生命交了白卷，再说，我的学期总平均成绩只有八十五分。 大二的那一年刚刚开始，我拿了一百九十元台币的稿费，舍不得藏私，拿出来请全班同学在校园外面的小食店吃中饭。 菜还没有上来，门口进来了一个旁系的同学，恰好他认识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双方打了招呼，我们请他一起来吃饭。 就在他拉着椅子坐下来的那一霎间，我的心里有声音在说：“噢，你来了。 ”选男朋友和买鞋子是十分相似的一件事情，看了几百双鞋，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和式样的，自己往往说不明白，但是，当你一眼看见一双合意的，立即就知道是它了。 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双鞋子舒适合脚，能够穿一辈子。 总而言之，那种灯火阑珊处的蓦然回首，至今想来仍是感动的。 这件事情不来则已，一来便立即粉身碎骨，当年不顾一切的爱恋和燃烧，是一个年轻生命中极为需要的经验和明证，证明了一刹永恒的真实存在与价值。 奇怪的是，学业并没有因为生命的关注不同而退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不关注智慧的追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一直跟着这位男朋友??如同亲人般的男同学，到大学三年级。 随着相处时日的增加，恋爱并不是小说中形容的空洞和不真实，许多观念的改变、生活的日渐踏实、对文学热烈的爱、对生命的尊重、未来的信心、自我肯定、自我期许都来自这一份爱情中由于对方高于我太多的思想而给予的潜移默化。 结果仍是分手了，知道双方都太年轻，现实生活中没有立即可用的形式可以使这份至情得到成全。 离开台湾的我，在一年后，与这位朋友淡了音讯。 那是自然，是造化，也是最合情合理的一种结束，不能幼稚地视为双方的变心，只能作为一切分离的解释。 相聚时的一切悲欢，付出得真诚，而分别的事实又来得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份肯定的至情中强求以结合为终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认知与胸襟，其中没有遗憾，有的是极为明确的面对事实的成长。 回想起来，在那样的年纪里，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仍是可贵的，虽然我也同时付出过血泪和反省。 那一场恋爱，若一定要用成败来论断的话，它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真理，书本中得不着的“直接真理”，使我日后的人生受益极多。 【三毛：读书与恋爱查看网站：三毛：读书与恋爱】